记者 董瑞强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可能会替代2.0亿-3.3亿。 　　养老金缺口是大问题 　　黄益平认为，在老龄化问题中，我们觉得最难应对的是养老金缺口。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需要花大力气改善，比如增加划拨国有资产，推迟退休年龄等。同时要缩小不同人群养老金的差别。 　　如果抚养比从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而且我们未来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口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会不断提高，需要很多的养老金，养老金缺口非常大。 　　“如果看大数，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但似乎这个测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步伐，也许劳动人口供给减少的问题是有办法应对的，起码比50年前应对方案要多很多。”他说。 　　他指出，可替代性里有很多差异，不同行业之间差异非常大。根据研究，比较容易替代的是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等等，比较难替代的是教育、科研、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 　　“所以在不同的行业之间替代率不太一样。如果你进入的行业是很容易被机器替代掉的，你要跑在别人的前面才有机会。”黄益平讲道。 　　“你悲观还是乐观，取决于在哪一趟列车上” 　　目前，中国成本水平已经快速提高。 　　据黄益平介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人均GDP为230美金，这意味着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低成本优势。其好处是只要生产出的产品一定有竞争力。 　　到2007年时，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人均GDP为2600美金，仍是中低收入水平。到2018年，中国已接近1万美金，已到中高收入水平。 　　“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都感觉经济不好，进入一个非常长期的痛苦的调整过程。”他说。 　　黄益平表示：“我个人对宏观经济形势展望可能没那么悲观，今天碰到的问题不是寒冬问题，不是持续下跌的问题，而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你悲观还是乐观，取决于在哪一趟列车上，是新经济不会那么悲观，是老经济就熬不过去，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最大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仍可称作中等收入陷阱。” 　　他认为，所有这些挑战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收入水平提高、成本水平提高，归根到底就是你能不能持续发展、能不能创新、能不能产业升级。 　　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 　　黄益平说，我们看到了各国对于贸易开放政策提出了各种质疑、怀疑，起码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国是全球化主要获益者之一，但如果未来全球金融、国际经济体系有可能变得不是那么开放，我们就会遭遇新的压力。 　　“可能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遇到其他一些挑战，比如说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有一种解释是说因为2001年我们加入WTO，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的排放也变成了世界中心。”他说。 　　在他看来，环保政策、碳排放政策已不仅仅是如何决定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未来，很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环境。 　　为应对这些全新挑战，黄益平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40年，也许是时候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实现竞争中性，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二是中国要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从生育角度来说，首先要取消现在的限制，但同时可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来鼓励生育。 　　三是支持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改善一些产业政策工具，支持创新和升级。要充分考虑到产业政策可能对国际市场的一些溢出效应。 　　四是我们的公共财政过去更多是支持经济稳定，经济增速一放慢就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未来可能更多的功能应转向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收入分配。 　　五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仍然会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力，所以他们的改革让他们能够支持创新、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关键。同时要不断地推进我们的金融监管框架，平衡稳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是城乡长期分割，是时候考虑彻底取消户口制度。这对于支持消费比较重要，对于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个人权利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是下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很重要的一条，既是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也可支持中国经济、消费持续增长。 　　七是采取一些市场化手段，比如用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征收税、实行碳排放交易等，让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绿色轨道。 　　八是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中国40年的改革其实就是单边开放的过程，我们在不断开放，现在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最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开放。在坚定的开放过程中，尤其我们要考虑进一步明确开放承诺和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非常重要，是中国自身利益所在。